问：您认为，荆州乡与新桥乡这两个处于同一区域的山区小乡在近年来所反映出来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荆州乡党委书记、乡长邵光钧答（以下简称：答）：其一，经济实力的反差。到2004年底，荆州乡实现工农业总产值为5500万元，而新桥乡则为1.28亿元；其中工业产值荆州乡仅有1400万元，而新桥乡则达961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荆州乡为2800元，新桥乡则为4735元，农村居民信用社储蓄存款额，荆州乡为1600万元，新桥乡则为2800万元；而反差最大的是乡级财政收入，2004年荆州乡实现财政收入为30万元，而新桥乡则达527万元，相差达19倍之多。
其二，观念上的差距。这种观念上的差距，一是表现在用足用活政策上的差距。用足用活政策是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大法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里是各部门死抱着各自的上级法规和文件不放，片面强调自身的权力，并以这些权利来维护部门自身的利益。而浙江则本着一切以有利于整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原则，对各部门上级相关法规政策进行综合灵活应用，拾遗补缺，充分发挥了政策的有效优势。二是表现在投资观念上的差距。荆州不少农民有了钱除了盖房子就是用于存银行，使活钱变成了死钱。而新桥人有了资金大多用在项目的投资上，使死钱变成了活钱。小九华旅游景区就是由新桥乡6位农民集资开发的，每户农民拿出的资金最少的也有60多万元，尽管目前这一景区还没有形成气候，但他们对自己投资的未来效益还是充满了信心。浙江人这种胜不骄，败不馁，遇到困难，信念不减的投资理念正是包括荆州人在内的所有安徽人所欠缺的。三是在价值取向观念上的差别。新桥乡和荆州乡都是山核桃的重点产区，近些年来，新桥乡农民不为小利而计较，除了把精力放在发展山核桃之外，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积极拓展其它的产业上。而这些年，荆州的有些农民却利用林业“三定”时在某些林地处理上的不到位之处，常常把精力放在争几棵山核桃树的归属权上，虽然乡政府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对这些有争议的山核桃树和林地按法定程序进行了有效的调解和裁定，防止了因此而可能产生的损毁山核桃林现象的发生，但这些偏重小利的观念不仅磨人、磨事，还影响了农民自身的发展，也牵扯了地方党委、政府在抓经济发展上的许多精力。
其三，在处理富民与富乡关系上的差距。新桥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35元，而乡财政收入却达到了52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乡级政府财政收入的人均比例约为15：1，而荆州乡农民人均纯收入也达到了2800元，但乡财政收入却只有30万元，在这方面的比例则为70：1。从这一数据分析上可以看到，新桥乡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富民又富乡的双赢，而荆州乡尽管农民收入比新桥乡要低一些，但差距也不到一倍，农民的实际收入在全县应算得上是上等的，但乡财政收入的差别却达到了近20倍，与新桥相比，说荆州目前的现状是富民穷乡也不为过。农民比较富裕，而乡干部则连工资也拿不全，这种反差尤其是与新桥干部在各项经济待遇上对比的反差，或多或少对乡镇干部的工作热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问：荆州乡与新桥乡除了这些差距外，可能还有其它方面的差距。正因为有了这些差距，才更需要我们奋起直追。不过我们也认为，荆州乡与新桥乡相比，虽然差距不小，但是在借力东向发展上也有着很大的优势，您认为，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哪些方面呢？
答：其一，有区域上的优势。荆州与浙江仅有一水之隔，离杭州市区仅有150公里，而且荆州与浙江的通道也已打通，浙江现已成了荆州人流、物流的主要趋向地。而且相近的民俗，相同的地理条件，也为荆州学新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二，有先期融入的优势。目前已在荆州乡落户的8个招商引资项目中，浙江投资商就占了7个，而且在每年的山核桃和高山蔬菜采收季节，以及平时生猪和仔猪等农产品的收购中，大批的浙江商人纷纷进入荆州，这些企业和商人的进入，不仅带来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市场和人气，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他们发展经济的新理念和闯市场、创市场的经验与信息。此外，每年约占全乡人口的六分之一，人数达1000多人的在浙江务工的人员，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带薪”赴浙江学习的庞大群体，他们是实行荆州与浙江无缝隙对接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其三，有资源上的优势。一是丰富的山核桃资源优势。据县林业部门2004年对荆州山核桃资源的普查，全乡共有山核桃面积2.365万亩，其中挂果面积1.3万亩，按每亩20棵，每棵15公斤，每公斤30元这一保守数字计算，当年产山核桃干籽就达800吨，收入2400万元。随着每年山核桃新栽和新增挂果林面积的增加，山核桃将成为农民增收和促进东向发展与融入的最为有效的资源。二是有别有特色的旅游资源优势。除了现已开发的小九华景区外，目前，浙江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和投资商对上胡家古民居和利用白石源水库进行休闲度假村的开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是有较为丰富的矿藏资源的优势，荆州乡现已探明并达到了开采条件的有钼、砩石、铅锌、锑、石煤等矿藏，其中砩石、钼等矿藏资源已由浙江投资商进行开发。这些资源是荆州乡融入浙江的“硬资本”。
其四，有体制上的优势。荆州乡作为绩溪县第一批实行乡镇体制改革的乡镇，自去年起就实行了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职责“一肩挑”。这一改革，既减少了工作上的磨擦和扯皮，更强化了“一把手”的责任，使乡党委、政府的主要责任人在学习和推广浙江的经验和做法上敢于大胆决策。同时，通过行政村区划的调整，荆州乡也从原来的6个村并为4个村（浙江新桥乡目前还有15个村），既减少了群众的负担，又强化了村级的民主自治。这样一种机制，对于荆州乡丢掉包袱，轻装上阵赶浙江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其五，有政策上的优势。自省委、省政府提出东向发展的战略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在如何搞活边界乡镇问题上制订了许多相关的政策，作为处于东向发展最前沿的荆州乡则是这些政策的直接和最大受益者。这些灵活的边界政策将为荆州乡在实现与浙江的无缝隙对接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问：针对荆州乡目前的现状，您认为，在实施东向发展的战略中将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利用前沿阵地的优势使荆州乡在赶浙江上加快步伐，促进荆州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呢？
答：其一：要在转变观念上做好文章。同样的地域条件在经济的发展上所产生的差异主要还是观念上的问题。而转变观念，首先是相关部门要转变“背死书”的观念。为什么一些在安徽省按有些部门的政策一点也不能做的事，在浙江不仅能做，而且还很合法呢？这就需要各级地方的党委、政府通过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强化地方长官的统政能力入手，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权力部门只讲条条规定，不顾地方实际；只讲部门利益，不管地方经济发展的问题。科学地用好用活政策，真正做到浙江人敢做的，我们也敢做，浙江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其次是边界的地方长官要转变当“维持会长”的观念。边界乡镇矛盾多，事务杂，在平时工作中，乡镇干部大多起到了“维持会长”的作用，只要不出大事，不出乱子就是好官。然而，在实施东向发展战略中，荆州等一些与浙江边界的乡镇不仅仅要起到打前锋的作用，还要当好当好东向发展的主力军。这就需要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要从“维持会长”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在借东风求发展中，建立无功便是过，小功也是过的功过评定标准，促使每一个乡镇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发展上。再次，要促使边界百姓转变“小农经济”的观念。通过创造条件增加当地百姓与浙江人交流与沟通的机会，用浙江人的“言传身教”，不断转变他们为争小利而丢大利，“我富不了，你也别想富”和枕着钱睡觉放心，用钱投资担心等小农经济的观念，促使他们去多想怎样去赚大钱，身体力行地去赚大钱。
其二，从激活上做文章。实施东向发展战略，重在激活上下功夫，从荆州的实际来看，应着重从三个方面来激活：一是激活土地资源。从荆州乡目前的实际来看，农民身边积攒了不少钱，随着浙江通道的打通，不少农民都想把房子建到公路边，或从偏僻的大山中移到乡政府所在地，而且这些建房大多是商业用房。这一举动不仅有利于拉动消费，还有利于市场的开拓和小城镇的建设。但是，从安徽省的现行政策来看，对这些用房要么不能批，要么审批不收费。但浙江的新桥乡在用活土地问题上，就把《土地管理法》和农村税费改革的相关政策有机结合，对农民的商业用地实行由乡统一规划，统一上报审批，然后乡政府按商业用地的审批程序出让给农民，这样既解决了农民的用地问题，而且也使这些用地的审批程序合法化，同时，也增加了乡一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倘若能让荆州等一些边界乡镇借鉴浙江的做法，土地一级资源利用这篇文章很快就会被做活。二是激活人力资源。发挥人力资源的最佳效应是实现荆州与浙江无缝隙对接的基础，人力资源的激活，主要是通过提高人员素质、引进能人等方式来体现。通过提高人员素质来激活，包括乡镇干部、企业经营者和地当地老百姓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作为荆州来说，这些人员素质的提高一方面可以通过两地干部的协商交流来互动，在交流与互动中促进干部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办培训班、在岗培训、跟班作业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提高企业经营者和百姓洞察市场、分析市场的能力和应用科学技能的水平。通过引进能人来激活，除了通过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以引进项目的方式带进人才之外，还可在积极营造发展氛围的基础上，通过人才“招回”的方式，促成在浙江务工人员回乡办企业，谋发展。三是激活财力资源。取消农业税和对个体经营户纳税起征点的提高，对地方财政影响最大的是荆州等一些以农业为主体的山区乡镇。地方财力是否有了明显提高，是检验这些边界乡镇实施东向发展战略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准。荆州乡在目前税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要提高地方财力，一方面要在利用地方的矿藏、山核桃、茶叶、高山蔬菜等资源优势来发展工业项目，通过产品深加工的增值来增加税源；另一方面通过激活人气拉动消费来扩大个体纳税户的经营规模和效益，使其从不纳税和少纳税向达到起征点纳税和多纳税的转变。此外，还可通过盘活土地存量，规范矿藏资源管理等方式拓展其它方面的税源，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其三，从解决“瓶颈”制约上做文章。荆州乡在实施东向发展中虽然有着前沿的优势，但是，仍然受到交通等一些“瓶颈”因素的制约。因此，要加快东向发展，与浙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缝隙对接，关键是要解决这些“瓶颈”问题。一是要从解决交通“瓶颈”入手。目前，荆州通往浙江的通道虽然已经打通，而且从乡政府到浙江交界处5公里多的公路已达到了四级公路的标准，但是，浙江方面从边界到徽杭干线的20多公里却是一条仅有四米宽的单行道，使一些企业、商家和旅游者因怕交通受阻而不敢贸然前往，加上荆州乡境内除了一条主干道公路外，很少有其它的公路支线，从而，使有些自然村的资源难以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通过多方努力，目前，荆州和新桥已形成了拓宽新桥乡境内公路的共识，并拿出了这一路段拓宽的设计方案。在此基础上，荆州乡还要加快境内一些乡村公路的建设，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从根本上消除交通“瓶颈”的制约。二是从解决品牌“瓶颈”入手。荆州虽然有着丰富的特色农产品资源，而且质量上乘，但过去由于没有叫得响的品牌，使这些农特产品在浙江市场的占有率和价格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解决品牌“瓶颈”的制约，2004年荆州高山食品炒货厂对该企业生产的山核桃申请注册了“微峰”商标，今年，乡里成立了山核桃协会，并申请注册了“绩溪荆州山核桃”这一集体商标，在茶叶上引导农民自发组建了“金舟悦然农产品合作社”，并将荆州的高山茶申报了有机食品。但这些仅是创品牌的开始，要从根本上消除品牌“瓶颈”制约，不仅要对荆州所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农产品都要创品牌，而且还要创名牌，这些品牌不仅要叫响安徽，更要叫响浙江，使品牌这一制约荆州经济的“瓶颈”变成激活荆州经济的优势。三是要从解决“乡容”“瓶颈”入手。近年来，荆州乡政府所在的上胡家村虽然也搞了不少建设，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从客观上说，还无法从中找到一个小城镇的影子，既影响了自身的形象，也影响了人气的集聚和市场的开拓。要想实现与浙江的无缝隙对接，加快荆州的小城镇建设也就显得尤为必要。建设荆州小城镇，必须针对荆州乡小人少的特点，科学设计，合理布局，并做好古民居的保护和利用。在此基础上，发挥荆州与浙北大峡谷同在一条旅游线和这里宜人居住的优势，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修建一些别有一格的避暑山庄引城里人进山旅游和休闲避暑；同时，还可结合生态资源的保护引山民下山，这样既能提高山民的生活质量，又可增加小城镇的人气。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将荆州乡在所地上胡家建设成一个具有典型山区特色的繁华小镇，使之成为一个既是商品流通的市场，又是一个参观旅游的景区，更是一个宜人居住的休闲之地。